最近一段时间， 特别是李进良、金履忠、丁守谦三位老专家发表致各级领导及关心通信发展的仁人志士的公开信“以自主创新的TDD-LTE 4G标准一统华夏，平分天下——建议全国3个运营商都只发放TDD-LTE一种牌照”以来，对于如何发放4G 牌照存在很大的争论。根据我们的研究，深入思考下面三个问题， 可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帮助：（1） 国家政策追求什么目标，（2）企业如何取得竞争优势，（3）如何解决国家政策与企业战略可能存在的矛盾。

1．国家的政策目标：见好就收还是乘胜前进

4G 牌照的发放涉及很多利益相关者（政府， 运营商，设备企业， 终端企业，最终用户， 其他利益相关者）， 因此需要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家和运营商处于核心地位，需要重点分析他们的诉求和选择。就国家而言，有两个基本选择：见好就收或者乘胜前进。

所谓见好就收，就是考虑到TD-SCDMA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 在起步晚、备受怀疑、不对称管制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仍然在我国的3G 市场上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2012年底是37%）， 加上TD-LTE 在中移动的大力推动下， 发展态势大大好于TD-SCDMA, 截止2013年1月底，全球TD-LTE商用网络已经有13个， 虽然还大大落后于LTE-FDD的 132个，应该知足了，可以考虑给三家运营商都发TDD+FDD两个牌照。所谓乘胜前进， 就是不满足于TD-SCDMA 和TD-LTE 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抓住时机，对三家运营商只发TD-LTE 牌照， 以此推动TD-LTE的大规模应用， 使之成为4G 的主导技术， 力争与LTE-FDD平分天下。

两种政策， 各有利弊。 见好就收的好处是， 执行的难度比较小，不用象发展TD-SCDMA那样， 需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 做很多有风险而且不清楚最终结果的事情， 各方面，包括国际上的势力， 也包括国内的利益相关者， 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但是，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见好就收政策的问题也是明显的。 从短期看，李进良教授的 “国内运营商搞多种标准带来种种弊端”一文，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多种制式并存， 增加了技术复杂性，也难以获得规模效益，经济、技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网络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同意李教授的看法。我访问斯坦福大学时，那里的专家对我们发3个3G 牌照就非常不理解。

我们的观点是，见好就收政策的长远问题可能更大：在电信产业重蹈覆辙， 自主技术创新半途而废，提高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希望化为泡影。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技术创新成效不大， 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技术开发不出来， 而是缺乏对本土技术的市场支持。这同日本、韩国经济和技术追赶的经历截然不同。他们的经验表明，对于处于追赶过程中的国家而言，为本土企业、本土技术提供相当的市场保护，可能是成功追赶的必要条件。比如，著名创新学者、MIT 教授CUSUMANO 的研究表明，从1960年开始的大约20年中，日本轿车进口只占国内销售的1％左右

CUSUMANO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即通过限制轿车进口保护国内企业，就使得一项原本肯定会失败的事业变成了一项利润非常高的事业，而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明显但非常关键的关系：尼桑、丰田，以及整个日本轿车工业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的保护。换句话说，开放市场不是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市场保护也不是国内企业竞争力弱的根本原因。这一研究结论， 值得我们深思。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认识清楚， 就是政府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建议是，自由竞争，“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对中兴、华为的调查还在沸沸扬扬，最近几个月，欧盟有关单位和人士就对中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保证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 真正需要思考的是， 为什么需要“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 “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真能够保证中国的利益吗？如果是这样， 美国、欧盟为什么不是在所有场合都坚持“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核心问题，还是各自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丁守谦教授在“TD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契机”一文中提出的“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这一观点， 是非常有见地的。

上面的分析也表明，乘胜前进的政策也是各有利弊： 利是可以进一步增强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力， 真正使我国的电信产业做到既大又强，甚至可以为自主创新的有效开展提供借鉴。 不利之处是，就象当初发展TD-SCDMA 一样，可能会受到各方面的怀疑，甚至国际上的压力， 因而需要艰苦的努力， 虽然情况已经比TD-SCDMA 那时已经好多了， 比如国际上已经不只是怀疑、反对，而是已经有很多的应用和支持。另外， 从三种技术统一到一种技术，短期内可能需要比较大的投入。

2. 企业战略：企业的竞争优势从何而来

运营商也是4G 牌照发放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现在看来， 分歧比较大。 中移动在非常积极地推动TD-LTE， 但是更希望联通和电信也能加入到TD-LTE 的阵营中。联通、电信似乎更希望发展LTE-FDD，虽然电信提出来可以租用移动的TD-LTE 网络。有的专家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的4G发展原本是件毫无悬念的事情。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并不急于上马4G，3G网络建设刚刚投进几千亿资金，成本还没收回来又要发展4G，属于赔本赚吆喝。而中国移动由于采用的3G“国产标准”TD-SCDMA相对不是很成熟，所以迫切启动4G以摆脱被动局面。在技术选择上，三大运营商从3G向4G的演进路线也十分清晰：移动从TD-SCDMA演进到TD-LTE，联通和电信分别从WCDMA、CDMA2000演进到FDD-LTE 。这是三大运营商模式最成熟、成本最低廉的升级路径”。

纯粹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三家运营商存在不同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采纳了三条不同的技术路线。但是,有两个重要问题仍然需要比较深入的探讨。一是发放4G 牌照的时间及其影响； 二是如果三家运营商都发TD-LTE 牌照， 结果会是什么？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现在的情况是， 中移动2013年就要建设20万个TD-LTE 基站。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力制止， 中移动的这一战略会引起什么反应呢？正常情况下， 联通、电信将被迫尽快启动4G的建设计划，无论他们是选择LTE-FDD还是TD-LTE。虽然他们3G网络建设刚刚投进几千亿资金，成本还没收回来，但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否则就会在网络上落后于中移动。

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如果三家运营商都发TD-LTE 牌照， 结果会是什么？在进行这一讨论以前， 需要先做一些假设：如果联通、电信也采用TD-LTE，相比于建设LTE-FDD网络，会有额外的支出，这些额外的支出无论大小， 究竟应该由谁来负担。如果由联通、电信自己负担，可能有些困难， 因为它们现在实力比较弱，盈利能力比较低。我们暂定由中央财政来负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是由中移动来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联通、电信的竞争力会不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我们的结论是，不会。理由如下。

第一，发展3G 业务以来，相比于2G 的市场地位，中移动的市场份额大幅下滑，只有37%左右， 是不是因为用了TD-SCDMA 这一发展相对比较晚的技术？很多人认为是这样。 应该说， 在发展的早期， TD-SCDMA 的相对不成熟， 的确对中移动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是， 根据一位中移动省公司领导的分析，从2011年秋天开始， 在TD 终端最终取得了重大突破以后，技术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 比如，三星的TD 手机并不差。问题出在哪里？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同是很大的原因。

比如网络的建设战略。 联通采取了大规模、高速度建设3G 网络的战略， 2013年年初的基站数达到了42万个。 中移动的战略则有很大的不同， 更强调2G 与3G 协同，3G 网络建设相对滞后， 2013年年初的基站数是28万个左右。 也就是说， 在3G 网络上， 联通已经远远领先移动。这同2G 时代完全不同， 那时是移动绝对领先。尤其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联通网络的优势更为明显。此外，在发展终端方面， 中移动为了保证手机的质量， 遵循了非常严格的手机检测程序， 但是时间上比竞争对手要更长， 由此导致手机生产企业积极性受到影响。 在手机的销售上， 中移动高度重视发展自己的渠道，结果有的渠道商担心与他们争利。在这种情况下， 联通的3G 用户发展比较理想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电信产业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网络本身的差异性的作用在下降。 也就是说，如果都是覆盖很好的网络， 企业的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取决于企业发展新业务的能力， 而不是网络本身。回顾电信服务业发展的历史， 电信转型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虽然网络越来越先进，但是转型效果一直不明显，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情况大同小异。最近几年， 运营商一直在探索流量经营， 但是缺乏具体的业务做依托， 也没有大的进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NTT DoCoMo 在技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通过i-mode提供无线上网业务， 成为行业的领先者。

进而言之，相比于互联网企业异常活跃的业务创新，电信运营商要滞后很多。 比如微信， 虽然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盈利模式，但是一种很好的探索。 电信运营商面临的挑战， 按照中国电信张明天女士的看法， 是不同于互联网企业的、比较僵硬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换句话说，电信转型的核心是新业务的发展，不是网络技术的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三家运营商都使用TD-LTE，并不是不可以的。

3．政策与战略：矛盾如何处理

前面的分析表明， 4G 牌照的发放， 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国家政策与企业战略之间的矛盾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具体而言， 我们认为， 4G 牌照的发放，真正需要考虑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国家的政策选择。我们的结论是，单纯从国家的角度看，可以有两种政策：见好就收或者乘胜前进。选择见好就收，虽然简单易行，但是不符合国家倡导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 结果是重复历史上已经出现多次的恶性循环： 即使辛辛苦苦开发出了新技术， 但是政府不愿意提供强有力的市场支持， 结果是产业化效果非常有限，这反过来不断降低自主创新的信心。国家政策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乘胜前进， 大力支持TD-LTE 的规模化应用。

第二，对电信运营商的支持。如果三家电信运营商都拥有覆盖良好的TD-LTE网络，他们之间的竞争格局并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但是，建设TD-LTE 网络, 联通、电信的确需要支付额外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有义务给予必要的支持。 换句话说， 这是国家为了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付出的代价，付出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

第三，三家运营商在都是TD-LTE 网络的情况下， 主要是通过开展业务、特别是新业务进行竞争， 而不是从网络本身的差异性获得优势。这个时候， 管理水平的高低、企业自身努力的大小、能力的高低， 是更为根本的。 这也可以更好体现市场竞争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