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夏季达沃斯有些不一样，不是因为比往年开的更早，而是人们的期待比以往更高。细心的人会发现，自7月18日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以来，李总理已经很久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经济和政策走势，二季度李总理频繁强调的“微刺激”信号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7月29日习总书记重申的“新常态”，这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政策重心从“稳增长”向“促改革、调结构”的变化。
原因不难理解。一是7月16日公布的二季度经济数据略超预期，经济下行担忧明显缓解。二是中央在二季度的宽松力度已经不小，宽松的滞后效应正在发酵。大家对经济平稳、政策温和的判断基本已达成共识。

    但8月中旬以来，市场开始出现分歧。先是7月金融数据雪崩，然后是8月发电量数据骤跌。有人认为全面降息降准已经箭在弦上，原因无非是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缓解经济下行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全面降息降准绝不会出现，包括我们民生宏观团队，原因是中央更倾向于通过定向再贷款、PSL等措施进行定向宽松。在政策预测这件事上，观点相反的双方往往逻辑缜密，但谁也无法说服谁，唯一可以检验的就是决策者的第一手信息，此刻的达沃斯恰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按照惯例，9月10日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将作代表东道主发表主题演讲。这原本是最受关注的环节，但没想到的是，现场的企业届人士和我们一样心急，迫不及待的把大家关心的问题抛给李总理，总理也基本没有保留的进行了“剧透”，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尚未公布的8月经济数据。而随着这些信号的释放，关于未来政策走向的分歧也应该算是尘埃落定了。

    信号1：经济增长目标更注重“弹性”，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

    关于经济增长，李总理明确表达了两个观点：一是重新强调增长目标的弹性，显示出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经济增长目标是7.5%左右，所谓左右就是说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二是重申经济仍处于合理区间，反驳了近期数据异动造成的经济失速担忧。他认为7-8月份表现疲弱的发电量、信贷等数据是高基数、外部经济低迷以及内部深层次矛盾造成的正常调整，符合政府预期。只要就业不出问题（1-8月就业几乎已经完成全年任务），经济就处于合理区间。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总理透露8月M2增速仅为12.8%，比上月的低点还低，这意味着出8月的社融、信贷数据依然疲弱，但即便如此，李总理仍强调了“处于合理区间”，所以即便后面公布的数据低于预期，市场也不要再奢望会触发全面宽松了。

    信号2：全面宽松的“旧常态”不会再现，取而代之的是定向调控的“新常态”

    基于上述对经济的判断，政策仍将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就是说，全面宽松的“旧常态”不会再现，全面降息降准的预期不攻自破。至于这背后的逻辑，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多次：

    从客观上看，全面降息降准既无必要性，又无可行性。一方面，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当前就业形势稳定，增长质量提高。另一方面，如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所述，未来货币政策将受到内外不确定性的掣肘，内部受制于猪周期带动下的通胀回升压力，外部受制于欧央行宽松和衰退式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回升担忧。而且，在当前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国有部门等融资主体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全面的货币宽松无异于“抱薪救火”，不仅不能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而且会助长利率不敏感主题“加杠杆”的“毒瘾”。

    从主观上看，中央不愿意违背“总量稳定”和“不搞大水漫灌”的承诺，而更倾向通过定向宽松（定向再贷款或定向降息），降低被“挤出”部门的融资成本，以期能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的。

    因此，预计中央不会轻易使用全面降息降准的“大招”，而是通过定向再贷款、PSL等“小招”实现“定向降息”之功效。但考虑到当前环境和上半年的差异，定向宽松的力度可能边际减弱。首先，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以外汇存款形式留存于银行体系内，人民币持续升值、股市反弹、欧央行降息意味着外汇占款反弹的风险在加大，若叠加PSL和再贷款将信贷配给到棚改等长期限投资项目不易收回的压力，外汇占款一旦回流，广义货币投放面临失控的风险。其次，当前经济环境要好于一季度，稳增长政策还将发挥余温，上半年宽信用支持的一些长期基建项目还将陆续落地。最后，猪周期和河南、辽宁异常的干旱天气构成了潜在食品通胀压力。

    信号3：“新常态”之下，政策重心向“促改革”转移

    如果说上半年“微刺激”信号的实质是稳增长，那么下半年“新常态”信号的实质就是“促改革”。

    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即便是定向宽松也有局限性，不可能取代改革。国有企业由于其政府背书和预算软约束特征往往被视为无风险资产被青睐，而非国有部门因机构风险偏好下降隐涵了更高风险的溢价。具有政府背书和预算软约束的部门是高收益和低风险资产仍会是资本配置的首选，满足上述融资需求后，资本才会外溢至中小企业提供的高收益、高风险资产。

    从8月M2增速连降可以看出，实体融资需求依然低迷，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回落。8月央行货币供给端未见明显收紧，货币供给下降并非外生性因素。房地产投资趋势性向下，新经济规模尚未大规模形成，政策回归新常态后，基建投资和财政支出放缓导致实体有效信贷需求下降。经济下行导致符合风控要求的企业数量减少，房地产开发贷审慎和同业创新活动放缓导致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二者共同导致货币创造内生性减弱。

    根本出路是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将存量和增量货币引导至三农、小微和新兴产业。改变国有部门资产高收益和低风险特征需要约束无效投资和提高国有部门资金使用效率；需要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硬化融资主体财务约束。改变中小企业资产的高收益、高风险特征需要通过简政放权、打破垄断和结构性减税政策，切实增强三农、小微和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对市场来说，没有促改革和调结构的深入推进，就没有无风险利率的趋势性下降和股票市场的趋势性长牛。实体层面高杠杆率和过剩产能并存，若经济总需求下行与紧信贷能互相强化，导致产出品价格下行和库存压力增大，企业高产却亏损。若紧信用持续，资金链易断，最终导致债务违约和产能收缩。产能的收缩伴随着无效率部门的出清，实体刚性融资需求被打破，货币宽松空间打开，利率将趋势性下行，但这意味着经济很难平稳过渡。可见，无风险利率向下突破需要让市场有更明确去产能和去杠杆的信号，需要中央主动调低对经济增速预期，允许债务人在无力偿债时违约。这在短期内无疑是不利于风险偏好回升和股票市场上涨的，但长期来看却是股票牛市的必要条件，是所谓不破不立。

    附：9月9日下午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的对话实录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尊敬的李克强总理阁下，非常高兴欢迎您再次参加新领军者年会，刚才各位热烈的掌声已经表明了我们多么期待您参加今年的这次重要会议。我还记得去年我们也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和紧密的对话，期待着今天与您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

    我还要特别提及参加今天下午对话会的各位企业家代表，他们有来自世界上最大企业，也有来自参加新领军者年会的全球增长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代表。当我20多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跻身财富500强的企业大概只有10家是中国公司，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50家，今年我被告知，在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当中已经有100家来自中国的公司。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许多企业家所代表的全球增长型企业很快也将跻身财富500强的行业。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利用下午这些时间与您就中国经济、中国在世界的作用等关心的问题聆听您的看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尊敬的施瓦布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应施瓦布主席的邀请出席在天津举办的达沃斯夏季论坛，并在今天下午和在场的企业家们对话交流，我向新老朋友们表示问候。

    听说，此次参加夏季达沃斯天津年会的人数达到1600多人，中外记者有500多人，据说是几年来最多的，这表明了大家对中国经济的关心，也表明了各位的参与和支持，我很愿意和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

    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Klaus Kleinfeld：总理先生，我们许多企业家都是跨国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很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增速是7.4%，我们为您感到高兴，我们企业家看到中国经济的这一表现也感到高兴。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所以，请教总理，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确保中国经济可以保持健康持续发展的势头？

    李克强：首先，感谢你和我们一起分享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和发展的成就，这说明你和你的公司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而且有着共赢的理念。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7.4%，就业比去年上半年有所增加，CPI控制在2.3%，应该说都是在合理区间运行着。刚才你可能想说，七、八月份我们有一些指标，比如像用电量、货运量、贷款供应量出现一些波动，这已经引起世界上的关注。但是，我们认为依然在合理区间。

    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过程中，出现短期波动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世界经济现在可以说复苏依然艰难，一些主要经济体出现低迷的状况，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也有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待解决。而且，去年下半年，我们的基数比较高，所以同比发生波动，这是预料之中的。我们依然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就是保持定力，同时也继续有所作为，今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指标是能够完成的。

    我们大家都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就业情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去年好像在大连达沃斯论坛时，你也向我发问了，你问的就是就业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截止到8月份，今年中国的城镇新增就业已经接近1000万，也就是说接近我们全年的目标。我曾经说过，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左右，所谓左右就是说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只要是有就业、增收入、没有水分、又有效益、节能环保的发展，都属于在合理区间，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愿意保持的。

    下一步，要实现我们的主要预期目标，仍然要在保持定力的同时有所作为，那就是坚持区间调控，实施定向调控，实际上这也是结构性调控，根本上讲是靠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并且促进实体经济、新兴产业发展。有关政策我明天在大会上还要作演讲，是不是留到那个时候再说？因为你是第一个发问，又问了这么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我回答的时间长一点。谢谢。

    法国阳狮集团首席执行官Maurice Levy：总理阁下，听到您刚才回应我的同事所提出的问题，我也非常希望您能够与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分享一下中国创造就业有没有什么秘诀。今天我想向您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在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掀起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一轮浪潮，现在将近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我想了解一下改革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还面临着哪些挑战？未来继续深化改革重点领域是哪些？

    李克强：你问了我四个问题。首先我告诉你，我已经向新任欧盟领导人发去了贺电，我祝他们取得新的成就。关于中国的改革，我想你的公司在中国已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多年了，看到中国的改革在一步步推进，虽然不是跳跃式的，但一直是不间断、不停顿的。

    去年我们加大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改革的关键是在经济领域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从去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到现在，下放和取消的审批事项已达600多项。我记得我就任国务院总理后，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表示，中央政府现有的1700多项审批事项，在五年内至少要砍掉三分之一。现在看，这个目标不仅可以实现，而且可以提前实现。这是政府自我削权，也可以说是“自我革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曾经用“壮士断腕”这样的话来形容。实际上的确要有勇气和智慧来推进，不是说我个人，而是说我们大家一起，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有力地推动。

    但是我也看到有人说，这些部署、这些决定是不是真的落到实处了，有什么效果？我不敢说全部见效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今年我们进行了商事登记制度等改革，1到8月份，新注册市场主体超过800万家，带动了上千万人就业。就新注册企业个数来说，自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开始到现在不过半年时间，同比增幅近60%，有人形容这是“井喷式”的增长，也就是说一个大众创业的形态正在形成。

    我们还在探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坦率地说，这对中国是一个新事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正在上海自贸区进行实验，会逐步在面上推开。去年以来，我们还推进了财税体制改革，为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减税，给小微企业让利，这都有具体的政策措施。同时我们还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了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并放宽金融市场准入。下一步，会继续在这些重点领域进行推进，财税、金融、国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都需要靠改革来推动。

    当然，改革不会一帆风顺，因为要触动利益，正像中国经济发展也有短期波动。但我们决心已定，只能这样往前走，一些坑坑洼洼、磕磕碰碰的情况在局部可能会发生，但改革一定会促进中国的发展，要相信这个大方向，正好像达沃斯在中国的夏季年会每年人数都在增加一样。谢谢。

    GSMA总干事安妮•鲍沃特：总理先生，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举行。我希望您能够谈一谈，您怎么看待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经济治理方面，以及您希望看到在国际经济治理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变化？

    李克强：时隔13年，中国又成为APEC的东道主，我们将尽力办好这次会议，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同时我们也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想起码有三点：首先，中国是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维护者。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没有良好的条件和必需的环境。同样，我们的周边国家也面临着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任务。中国希望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向国际社会继续发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安全的信号，并且和各国一起携手努力，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如朝核、伊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中国发挥了自己特有的作用。在其他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比如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是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

    第二，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毕竟是一个主要经济体。去年根据测算，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30%。就进口商品来说，达到近2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0%。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个势头，那对世界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也就是说把中国自己发展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第三，中国是世界基本政治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治理体系的参与者。中国一贯主张要有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均衡普惠的国际秩序，并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政治上，我们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遵守二战后的基本政治秩序，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用和平方式、政治手段来解决国际间的冲突和争端，避免暴力冲突。在经济上，支持国际贸易多边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全球化。对贸易中出现的纠纷争端，我们始终主张用平等合作、互谅互让、相互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不打贸易战，促进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均衡地增长与繁荣。

    APEC会议是一个区域性的会议，但我们希望它不仅有利于区域国家，也有利于世界。谢谢您的提问。

    沙特石油公司总裁Khalid A.AlFalih：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势头的同时，您曾经也说到要下力气治理污染，提高经济发展的效能。在今年3月份，您也曾经表示要向污染宣战。我想了解一下，在治污方面中国政府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措施落实执行过程中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和障碍？另外，私营部门能够做些什么，同中国政府一道来应对不仅在中国也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污染挑战？另外，对如何促进和保持经济增长与治污之间取得平衡，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李克强：你问了我一系列的挑战，所以逼得我只能说要宣战。我说向污染宣战，就是我们要用决战决胜的信心、措施来治理污染。对中国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水、大气和土壤污染，它直接关系到人们每天的生活，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也关系到食品安全。所以，中国政府必须负起责任，向这几个重要领域的污染进行宣战。

    但是，这并不是一天能解决的问题。中国有句俗语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不仅要进行社会动员，而且要完善治理污染的法规体系，加大执法力度，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成本，同时还要激励企业通过创新来实现节能环保。

    你刚才提到“如何处理好治理污染与稳定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之间的确有矛盾。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但我们必须走一条新路，就是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关键是要淘汰落后产业，发展新兴的节能环保产业，争取让新兴的节能环保产业能够跑过淘汰落后产业的速度，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企业家能够参与中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这是中国未来一个巨大的市场。谢谢。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Rich Lesser：总理先生，我的问题是跟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关。在我们看来，自2013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新型货币政策，有些人把它叫做“微刺激”货币政策。我想了解，您本人对于这一政策落实状况有什么看法？它对于带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李克强：中国去年以来一直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没有依靠强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这里我可以用一个数据来证明，去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6%，在我们预期目标之内。因为池子里货币已经很多了，我们不可能再依靠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今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速只有12.8%，在控制范围之内。我们还会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稳定总量的同时要进行结构性调控，也就是实行定向调控。把已有的存量货币和增量货币向农业、小微企业、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倾斜。因此，我们实施了这些领域的定向降准措施，扶持这些企业或产业的发展。因为不是扩总量，而是调结构，所以是可以持续的。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进结构调整。也就是说，在运用货币政策的同时，要进行金融改革，比如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发展中小银行，民营银行。同时，我们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努力控制和降低企业的杠杆率。这些结构性改革的措施持续产生效果以后，对于我们控制总量、防范风险都会有着重要作用，甚至是关键性作用。

    对那些需要支持的企业、产业，它口渴了，我们还应该给它点水喝。这也谈不上是刺激，但要把这杯水给企业喝，还需要改革。我宁肯用“改革”这个词来强化我们推进结构调整措施的理念。
我不知道下面各位是不是有口渴的，如果有口渴的，我们也改革一下，把后面的水给口渴的人喝。

    请允许我最后说一句，再次欢迎你们来到中国。我希望你们不仅到这里参加论坛，而且在中国开展更多贸易投资与合作。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会越来越大，绝不会关上。我相信，你们在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可以自由往来，中国会成为你们投资和开拓市场的沃土。谢谢各位。

    施瓦布主席：总理先生，我知道今天时间有限，我想借此机会也要问您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是在座许多企业家脑海中一直盘旋的问题，也许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在这个场合问出来。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加大了“反垄断”调查的力度，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若干场合也曾经公开表示，这些反垄断调查并不是针对外国企业的，但这还是让许多外国企业对于中国经商环境产生了担忧。我想在这个场合，您能不能让他们放心呢？还是说，他们应该继续对这个问题感到惴惴不安？

    李克强：我首先欣赏施瓦布主席的勇气，代表你们大家说话。但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感到担忧，就是你们为什么要为此而担忧？也就是说，我希望在华的外资企业遇到什么问题，需要跟中国政府表示的，你们可以直截了当的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愿意为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说到反垄断调查，中国2008年就已经立法。近一年多来，我们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同时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目的是要营造一个给企业松绑、宽松又可以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仅仅有反垄断调查，我们还加大打击窃取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搞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行为的力度。这些措施绝不是针对某类企业，或者说是有选择性的。据我了解，反垄断调查所涉及到的企业，外国企业只占到10%，这说明并不是针对某个方面企业的。

    我也看到国际一些主要媒体就此问题表示关注，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进行的事中事后监管加大了透明度，被外界予以更多关注，有的甚至被炒作。实际上，我们推进的包括反垄断调查在内的事中事后监管是依法、透明、公正进行的。不仅如此，它也是有利于中国扩大开放，就是要让更多的外资、外国产品愿意和敢于进入中国，因为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开放的大门打开了，而且在不断加大开放的力度，只会希望更多的外资和外国产品进入中国。我到国外去特别是到发达国家，我给对方提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限制。中国的进口最近几个月出现负增长，也就意味着出口将来也会受到影响，这是个常识。中国是希望进出口平衡的，我们不愿意、更不会刻意去追求贸易顺差。

    我曾经讲过，过多的外汇储备对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负担。我们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包括放宽服务业准入、一般制造业进入等等。当然我们也希望到中国投资贸易的企业能够遵守法律，也遵守商业道德，公平买卖，给消费者合理的价格，使消费者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我再强调一句，希望各位对中国的开放不要担忧，也希望你们有什么问题和建议，可以直率地向中国政府提出。当然，我并不是说在座的企业有被调查的可能，你们要消除这个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