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不自信，这是非常遗憾的。中国的崛起是以一种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进行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
舆论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和强势话语，是听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釜底抽薪？还是积极主动地展开话语权之争，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建立中国人的话语自信和话语体系？是时候做出回答了。一些媒体出现的问题，背后是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缺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混乱或者丧失。这反映出我们党思想和舆论阵地相当程度的丢失。
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个是中国的银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中国模式有一个关键好处，就是经得起国际比较，而且能在这种比较中明显胜出。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共识。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评价中国模式不能套用西方标准
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制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问题是，西方的标准存有太多问题。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
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并且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
中国不能简单复制更不能全面复制西方模式，如果那样做，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因为，西方模式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很不成功。现在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遇到了严重危机，比如希腊、意大利。
中国的执政党本质上延续了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的传统，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
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种美式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演变成黑金政治。我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够，更应该说的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
“后西方话语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这一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及其世界意义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学界来说，首先要做好理念研究。中国这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只是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比如说，在中国、非洲等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但只要中国讲维护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荒谬。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更多是其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对于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来说，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中国应成为国际标准竞争的领导者
在坚持中国模式的前提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什么事情只要中国做好了，都将是世界级的规模效应。中国软实力的扩大也是同样的逻辑。
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二是参与者战略；三是领导者战略。在今天和未来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要采取参与者战略和领导者战略。“文明型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标准原创能力。
中国模式超越西方，贡献世界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民主探索而言，中国的经验更有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三条经验：一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二为内需驱动，三是民生为大。通过这三条经验，非西方社会也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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