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间，国家一直致力于补齐基础技术及其产业短板，耗费不可谓不大，但为什么在遭遇美国芯片断供时我们的企业就会马上陷入休克？并且从长远上看，我们根本找不到替代方案。某问答平台上的提问代表了多数人的疑惑：我们明明知道芯片不行，几十年前为什么不发展芯片？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国技术创新事业的"钱学森之问"——我们重金投入那么多，奋战了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我们总是拿不出硬核的技术成果？
我们对什么是基础技术还没有搞清楚
在中兴事件中，很多人把芯片问题看作是基础技术的缺失，这个定位是有问题的，说明我们对什么是基础技术还没有搞清楚。某种意义上，芯片只是基础技术的载体，芯片本身也是由很多技术（功能）单元集合而成，它不仅仅需要ARM的IP，还需要诸如GPU、DSP、ISP、DDR等IP，少了哪个都不行。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些上游技术，而一味拿着别人的IP去做芯片，即便解决了芯片加工问题，依然会出现类似此次美国商务部打击中兴通讯的问题，别人在最上游的基础技术环节卡脖子，芯片制造就要面临无米下锅的局面。
在群情激昂的当下，我们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了芯片加工环节，想着用更好一些的设备改进我们的芯片制程，解决芯片自主问题。殊不知这只是解决芯片产业痼疾后端的一部分工作，更前端上位的工作是芯片上跑的那些基础技术。即便是芯片加工，我们很多基础层面的工作也没有技术积累，例如芯片开发中涉及的如：前端验证、综合和后端物理实现、生成版图信息，以及DFT、低功耗方案等系列工具，这些我们都是通过外购得到的。
基础技术创新主体难凭一己之力打通从研发到应用
有了上游技术，还要为其打通整个产业链，以实现最终应用，其中牵涉的产业化、商业环节繁多，缺了哪一环，技术应用都不能成立。基础技术产生价值，要走过技术研究、技术开发（即技术工程化实现）、技术试验验证、技术标准转化及推进、技术转移、产业合作、产业化、市场培育、产业应用、技术支持等诸多环节，只有这些环节都打通了，一项基础技术才算是最终成型。
但对于基础技术而言，由于其基础性、底层性，极易导致"技术锁定"现象，下游厂商不愿意更换基础技术，因为彻底更换成本过大，更愿意在原有技术基础上逐步升级。还有，如果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其技术成果又往往得不到足够重视。因此，面对基础技术自主创新，全产业链达成共识并产生协同行动的难度很大，有时光靠企业一己之力很难打开局面。
基础技术创新，政府角色不可或缺
技术从研发到应用存在市场竞争型和战略导向型两种推动模式，前者已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但对于后者，如何界定技术的战略导向属性？目前并没有相对明确的认识。例如：在网络安全技术中，有些是靠市场竞争就可以实现正向循环的，而有些技术如网络协议技术，因其属于网络底层构件，没有国家级的产业协同推动就很难普及，就像我们的航天、北斗、高铁产业那样，只有出现国家级推手才能最终成事。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一些事关国家安全的技术，如果国家不介入，企业在盈利压力下，很难坚持走完完整的产业周期。基础技术创新，周期长、投入大、回报慢，在赚快钱的社会氛围中，需要潜心静气做研究，甚至要坐十年、二十年的冷板凳，这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实属不易。
尊重知识产权的生态环境是企业最为宝贵的资源
推动基础技术创新生态的繁荣，知识产权保护是永远的话题。对于企业而言，它们可以不要国家的资金支持，不要政策支持，但是它们迫切需要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执法力度。这里面有一个发展背景问题需要重视，由于此前我国信息产业技术设施和电子消费品中大量使用了国外大公司如高通、苹果等的知识产权，为了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激励创新，我国采取了多种措施防止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这也造成了一个隐患：即我国信息产业群体过去多是以"侵权者"的角色出现在竞争市场上，因此相关措施更多是限制知识产权所有者行为。
基础技术创新生态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小企业。目前，国内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主力军，它们完成了70%以上的发明专利，同时它们还是最积极和最开放的技术转移者。这些企业中的佼佼者，往往也是技术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它们正在成为我国经济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源泉之一。保护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热情，也是保护中国基础技术创新的动力源。
国外巨头企业正在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挤压我国企业的国际拓展空间，阻断其技术创新路径
基础技术创新还面临着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创新的基础技术往往会动摇既有国际技术体系，牵涉国际间庞大的商业利益重组。在我们缺少压制筹码的时候，就可能遭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及企业的打压。特别是那些面向国际市场开展技术竞争的中国企业，其痛点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话语权。此时在国际性博弈中，不仅需要企业技术实力，更需要企业背后的国家软实力支撑。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外巨头企业正在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挤压我国包括国企、中小企业在内的国际拓展空间，阻断其技术创新路径。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拓展中，首先要讲好的并不是产品故事，而是中国故事，那一时期，外部对中国的观感尚且模糊，遑论中国企业。现在也一样，中国的基础技术创新，不仅需要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努力，同样需要国家适时、适度的介入，并提供坚决而有力的支持和背书。完善、成熟、高效的国家与企业间的协同配合，对于有志于基础技术创新、参与国际技术演进的中国企业来说十分重要，这应该也是回答前述"钱学森之问"的关键所在。
本文转载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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